二戰結束后，全球分工體系和貿易格局發生深刻變革：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逐漸向價值鏈的市場、研發兩端延伸，而把低附加值、處于中間環節的制造業導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經濟從制造業向知識產權和服務業轉移，其制造業開始經歷趨勢性萎縮。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總和的近40%，到2002年這一比例降至30%，2012年更是跌至17.4%。2010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
非理性消費透支，金融監管不力，失誤的貨幣政策最終引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美國房市泡沫破滅為起點，迅速由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危機在沖擊美國經濟的同時，暴露出其經濟發展的重大弊端：過度金融創新、經濟“空心化”、債務驅動型增長、貿易財政雙赤字。
慘痛的教訓使美國經濟開始謀求轉型，從過度依賴金融和虛擬經濟轉向實體經濟。為此，奧巴馬政府一改自由市場理論，積極主動干預，實施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非常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醫療、金融體系改革，能源氣候政策調整等舉措，把重振制造業，降低失業率作為經濟復蘇的突破口，明確提出“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流，五年出口倍增，降低失業率”等目標；以出口驅動取代消費驅動，通過財政支持，貿易保護等手段重塑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實體制造業。
以2010年的“出口倍增計劃”（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為代表，“增加投資，拉動就業，推動制造業復蘇”成為這一時期美國經濟的重中之重。
制造業回歸又可表述為“再工業化戰略”，旨在重塑實體制造經濟，這是對之前“資本市場為主題的虛擬經濟占主導，甚至重要制造業日趨‘空心化’”的矯正。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稱，三大原因促使美國必須重振先進制造業的領導地位：創造高質量的國內就業機會、匯聚綜合創新的協同效應、確保技術領域的國家安全。奧巴馬提出未來20年打造美國高端制造業，重塑全球實業格局。美國《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更是力爭在各國新一輪先進制造業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其核心是統領高端制造業。有專家認為，美國正在藉第三次工業革命大潮實現制造業的強勢回歸，并以此重構全球分工體系。大企業開始從國外回歸：英特爾正斥資數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中建設電腦芯片制造中心；福特投資數十億在美國建廠。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美國的所謂“去工業化”，只是在制造業產業升級中，由勞動力成本等原因產生的遷移，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當然，外界熱論的美國制造業衰落難免片面。事實上，以蘋果、波音等為代表的大批美國企業正牢牢處在產品創造和品牌設計的金字塔頂端。從比較優勢看，“美國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競爭力是產品的科技與創新，這成為“美國制造業”再次雄起的堅實支撐。
相比上世紀70年代前的“凱恩斯主義”和80年代的“里根經濟學”，此番美國的“再工業化”，除促進就業外，絕非傳統意義上的制造業回歸，而更像是催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實現產業升級。有一個現象不容忽視：傳統制造業中的傳統技術紅利已開發殆盡。舉例來說，在現代裝備制造業中，機床的控制精度已經達到10的負六次方秒，這是一種接近物理極限的數值。技術紅利的開發空間越來越小，這一趨勢正倒逼技術換代和產業升級。
與此對應，智能技術作為近年涌現出的高新科技，在引領制造業變革的同時，也被美國視為“再工業化”的重要依托。信息技術、生物納米技術，先進復合材料、金屬加工、生物制造、清潔能源等亮點日益為美國經濟所倚重，在世界范圍內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制高點成為重頭戲。近些年，以機器人、3D打印為代表的數字化制造，結合頁巖油氣革命帶來的能源成本下降，使美國制造業開始結構性復蘇，并逐漸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先進的工業制造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具有戰略性的基礎地位。經歷了數年政策調整和恢復，2013年美國經濟迎來了轉機——房地產市場企穩回升，勞動就業，股票市場持續向好，個人消費支出連續18個季度實現環比正增長。尤其2014年，美國創造了310萬個新就業崗位，達到1999年以來的峰值，美國經濟整體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強勁態勢。雖然2015年一季度美國經濟呈現疲軟，但4月23日，美國勞工部在華盛頓公布的數據顯示，4月初282500人的初請失業金人數為2000年6月以來的最低水平。穩定的經濟數據讓業內專家仍普遍看好美國經濟復蘇前景。作為當今世界的頭把交椅和帶頭大哥，回首美國經濟一路走來，其中的智慧經驗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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